家长、孩子与武器：共产国际、中共与布尔什维克化研究
——基于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考察
于之伟
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党代会无疑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关键时期的党代会决定了其后党的发展方向与革命的成败。中共六大前后的历史时期，中共在共产国际的指导与影响下，开始了全面布尔什维克化（简称布化）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的结果，是通过多种途径实现的，六大的决议就是这一进程的文本体现。从影响与属性来看，布化是一把双刃剑。六大前后共产国际运用布化力图掌控中共的趋势日益明显。分属家长与孩子的共产国际和中共，先后运用布化这一武器去努力完成革命的使命。然而从长远来看，这个武器却对中共以及共产国际都伤害至深。
关键词：共产国际；中共；中共六大；布尔什维克化；关系；双刃剑
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发展进程中，党代会无疑也占据着重要的地位。会上所讨论的问题及所通过的决议对中国革命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在历次党代会中，六大是比较特殊的一次会议。说它特殊，不仅仅是因为它在国外的莫斯科召开，也不是会议中有共产国际的代表参与，而是这次会议对中共及中国革命所产生的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那就是六大使中共在共产国际操纵之下开始完全转向了布尔什维克化（以下简称布化）。六大的特殊之处就在于一个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如此严重的受到外来力量的影响。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观察共产国际与中共关系的舞台，让我们了解在这个舞台上双方运用布化的武器对当时历史以及以后历史的影响，使我们基本上明白两者真实的复杂关系。
一、中共为什么会走向全面布化：各种因素的合力作用
中共六大的召开是由当时严峻的政治形势所决定的。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8月1日,周恩来等发动南昌起义。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中央紧急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会后,举行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平江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但在新的革命斗争中, 以城市为中心,举行工人武装暴动,结果使革命力量遭受损失，又出现了“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中共党人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面对敌人屠杀的愤恨和复仇的渴望，象一团烈火那样在许多革命者的胸中燃烧，使他们产生一种急于和敌人斗争的急躁与冲动的心理，由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当时这种‘左倾情绪’，在革命者内部乃是普遍现象。”[1]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及时反思与纠正,到1928年4月,这种“左”倾错误在实际工作中被基本停止了。但是,在有关中国的社会性质、革命性质、政治形势和党的任务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党内的分歧依然存在。革命究竟怎样进行下去。这必须召开党的代表大会来研究和确定。
中共现实需要是其内在动因。1927年，国共两党的分裂以及相互的仇杀，对中共自身而言，损失甚大。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中共接连召开紧急会议探讨应付时局的办法以及今后的革命策略。这时的中共成立不过几年时间，在革命斗争上还十分稚嫩，自身无法应对如此纷繁复杂的局势，中共的高层领导之间对于中国革命的分析还存在着严重的分歧。[2]在茫然的现实面前，年幼的中共急需共产国际这个“家长”在这方面给予具体的指导。这就表明了不但客观形势决定了中共六大的召开，决定了中共接受共产国际指导的必然，而且中共在主观上也确有此需要。当然，会议召开的地点也预示着中共必然会更大地受到共产国际掌控的这一结果。
另外，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也决定了中共在这一时期内必会受到共产国际的控制而全面走向布化。中共的建立本身就具有国际背景[3]，在成立伊始就加入共产国际，并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特殊情况下，派代表前往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以及远东各国，商讨革命工作的进程。[4]对于“凡已加入第三国际所承认之各国共产党者，经中央审查后，得为本党正式党员。”[5]，此条规定在六大之前的党章中一直予以保留。六大之前的党章虽无明确规定中共是共产国际的支部，但两者属于同一系统、其隶属关系是可以肯定的。就中共本身的党章而言，它与共产国际就存在着上下级的隶属关系而言十分明确的规定首先出现在六大的党章中，这是值得注意的问题。[6]这种组织上的隶属关系以及对于党员的要求，从政党组织的角度上保证了中共执行共产国际决策的顺畅性以及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力与布化的程度。作为共产国际成员的中共，被共产国际布化合乎规定、顺乎情理。
实际上，共产国际与中共组织上的关系既是中共布化的一个因素，同时又是布化的一种表现（见下文），两者组织上的隶属关系由此而具有两种面相。
在共产国际五大上，共产国际提出了布化的理论。这一理论的提出，为中共的布化提供了理论的依据。五大指出:“现阶段共产国际活动的一项最重要任务，就是使共产国际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并且说，“只有随着共产国际各主要支部真正变成为布尔什维克党，共产国际才会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变成为贯穿着列宁主义思想的、统一的、世界性布尔什维克党。”[7]五大还阐明了“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五个基本特点:第一，党应该成为真正群众性的政党；第二，党应该善于机动灵活，它的策略不应是教条的和宗派的；第三，它在实质上应该成为革命的、马克思主义的、勇往直前的党；第四，它应该是集中的政党；第五，它应该进行坚定不移的、经常的宣传和组织工作。1926年初，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指出:“尽管情况有其特殊性，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策略间题，还是与1905年俄国第一次革命时期俄国无产阶级所面临的问题非常相似”。[8]
自此以后，共产国际及其代表便努力在中国贯彻布尔什维克化的各项规定。在他们看来只要中共完完全全地执行共产国际的各种决议，就能实现布尔什维克化。共产国际实际上只是简单抄袭了1905年革命的公式，而背离了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策略思想。
当然，共产国际的布化理论并不是为理论而理论，而是与共产国际的本质属性密切相关的。布化理论的提出目的是将共产国际建设成一个强大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共产国际的组建，有着崇高的理想。它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标。共产国际认为，为了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共产党，需要加入共产国际的一切支部付出巨大的努力。布尔什维克化是要消灭各自为政、集团宗派和小组习气。工人阶级所进行的重大的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只有由一个国际性的中心来进行全盘的领导才能赢得胜利。由此可见，共产国际提出各支部布尔什维克化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建立一个以民主集中制为基础的统一的世界共产党”，来实现伟大的使命。
一个历史现象的发生并不是单一因素所能决定的。在中共六大召开的前后时期，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使中共的处境十分危险，中共自身无法处理这样的危机而需要共产国际的帮助指导。在共产国际看来，布化是苏联革命实践得出的正确经验，只有中共的布化才能挽救危机于狂澜，只有将苏联的正确经验传授给各国，将各国党布化，才能实现它崇高而伟大的历史使命。同时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在组织上的隶属关系为共产国际布化中共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使中共能够在共产国际的掌控下走向全面的布化。当然共产国际提出的理论也恰好为中共在这时的布化提供了理论的前提与依据。最后共产国际雄心勃勃的本质属性以及所宣称的历史使命大大的推动了共产国际推行布化的决心与自信。中共在这样多种因素的合力作用下走向布化当属正常的事了，理解了这些就对中共的布化丝毫不感到奇怪了。
二、中共怎样走向全面布化：多种途径
以六大为标志的中共走向全面布化过程中，共产国际与中共表现出强势与弱势的显明对照。中共布化的过程与共产国际紧密相关，可以说如无共产国际则无中共的布化。
共产国际在提出布化理论后，就曾在中国推行。只是由于当时中国正处在国共合作的时期，共产国际强调中共应与国民党联合，至于共产国际的布化理论，未在中国广泛推行，而中共显然也未给予重视。但是大革命的惨败，促使共产国际与中共都进行了深刻的反思。[9]中共方面则开始认识到布化的重要性，创办了《布尔塞维克》，出版了布哈林等人的著作。中共对共产国际指导的需求与共产国际推动各国党布化的愿望结合起来直接使中共走向了全面布化。六大前后，共产国际通过不同的途径加紧了对中共的布化，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国际表现得相当主动。
第一，培养“忠于”共产国际布化理论的革命者，让他们参与到六大之中。
在这些学校中共产国际、联共（布）在1925年秋季创办的中山大学最广为人知，这个学校用以培养中国革命者。“这所大学的寿命不长，在1930年秋就停办了。尽管如此，它对中国国共两党的事态发展都有重大影响，而且这种影响一直延续至今。”[10]由这个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都是信奉共产国际理论的，“首批俄国训练的，矢志忠于苏俄和共产国际的中国人一回国，就竭力夺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11]中山大学毕业的王明、张闻天、博古、王稼祥等人在回到中国后无不推行共产国际的理论，使中国迅速而全面的布化。
在莫斯科举行的六大，这些中山大学的学生也参与其中。据当事人之一的盛岳回忆：“中山大学参与了使大会得以召开的一些活动。后来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起草的，会务中的秘书工作也主要是由中山大学的学生承担的。还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部抽调了少数学生来从事这些工作。”[12]大会“所有的俄语翻译都是中山大学的学生或者在中大当译员的人，”[13]这些人尽管在六大上并没有直接参与党的决议的形成，但是他们是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助手而参加的。如日后一度成为中共主要领导人之一的王明（陈绍禹）就在六大上开始了其党内的政治生活。作为共产国际东方部的负责人主管中国事务并被派驻中共六大的代表米夫的助手，“自然，陈可能对某些决议草案提出建议，米夫也可能采纳了他的某些建议。······陈绍禹担负着和大会有关的某些特定任务，诸如协助俄国接待人员去迎接代表们，照料他们的生活，并在大会开幕之前把文件分给中山大学挑选出来的学生（我就是其中之一）译成中文。”[14]可见，尽管王明不是中共党内的决策参加者，但其“秘书”的身份足以让他“与闻军机”。“众所周知，1927年以来陈绍禹一直是米夫的亲信。”而作为共产国际专门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也“想使陈有机会见见中央委员和各省市党组织各方面有势力的代表。······陈干的这一切差事，自然就成为他的日后跃居显位铺平道路。”[15]
六大之后的历史表明，以王明为代表的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人，在中共的发展过程以及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尽管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危害——但正是这些人使整个“中央苏区弥漫着‘以俄为师’、全盘俄化的气氛，而苏区的创造者、党与军队的元老毛泽东则备受压抑和冷落。”[16]中共完全倒向了共产国际的布化。
第二，召开专题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这个决议案成为指导中共六大的基础性文件。
这个决议案中明确指出，中国现阶段的中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严厉批评了共产国际代表罗米纳兹的“不断革命论”，指出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它分析了当时中国革命的形势，认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但是征兆表明，工农革命正在走向这种新的高潮。同时，决议案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今后应当采取的策略方针，认为中共应当“争取群众和组织群众”，为全国性起义作好准备，迎接新的革命高潮的到来。再有，决议案批评了“左”倾盲动主义，指出必须坚决反对工人阶级某些阶层中的盲动主义，反对在城市和农村采取无准备、无组织的行动，反对把起义当作儿戏。此外，决议案还号召各国共产党赞助中国革命。
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重大问题作了基本上正确的结论，这对于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制止中共党内的“左”倾盲动主义起了重要作用，也为中共六大的召开并正式确定党的新政策奠定了基础。这个决议案是六大的基本依据和指导思想。192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了《中央通告第四十四号》，表示完全接受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号召全党努力纠正盲动错误，积极争取群众，准备以后的暴动。[17]
中共对共产国际决议的完全接受，既表明了作为下属支部的中共应有之义，同时也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共掌控的程度。这个决议也是使中共完全走向布化的一道“圣旨”。
六大召开前，中国的革命形势十分危急，中共在此时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无疑是要解决中国革命的许多根本问题。共产国际作为中国的上级“主管领导”，在中共召开大会之前就对中共需要解决的问题做出了思考，也希望能够指导中共。对于即将在莫斯科召开的中共六大而言，选择在莫斯科——这个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指挥中心、共产国际总部——开会，必然会使共产国际对中共的影响力较之以往大为加强，而共产国际则可以“全方位”的对中共加以指导。开会地点的选择，昭示着共产国际将会更为直接的影响中共，使之在它的指导下，迅速的与共产国际全面的保持一致，加快了中共的布化进程。
第三，斯大林、布哈林等国际领导人在六大召开前亲自与中共领导谈话，他们的谈话为中共六大奠定了基调。
中共六大于1928年6月18日开幕。而在此前的6月9日，斯大林接见了中共的高级领导者，包括瞿秋白、苏兆征、李立三、向忠发、周恩来，负责中国事务的米夫也出席了这次谈话会。在这次谈话中，对于瞿秋白等人革命高涨的认识斯大林说：“现在（我）不能同意你们的主张：革命高潮快要来了。”[18]指出：“现时我们不能说中国革命已高涨了。诚然，有些地方城市工作已起来，有些地方农民暴动已高涨，而统治阶级不能稳定，人民不满意资产阶级的统治。但这不能说，革命已高涨了。广州暴动不失革命高正之开始，而是革命退后之结束。”[19]现在“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20]在这次会议上，斯大林还特别强调了“其最重要者——农民运动。其最重要在于农民土地革命的重要结果在（是）建立红军，” “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吸收斗争的分子成立广大的红军。这是这一时期革命纲领中最重要的问题。”[21]在论述这些问题的时候，斯大林更多的是以俄国1905年革命为例，将中国革命与1905年俄国革命对比，运用俄国的革命经验来指导中共。诚然，重视农民运动与红军确为中共革命指明了途径，但也同时给中共灌输了俄国革命经验无比正确、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观念。在六大之后的争取农民发展红军的斗争中，出于对共产国际的服从以及无例可循的实际困难，对斯大林等人的机械认同加以认同，中共完全按照俄共的革命方法与策略模式来进行，使中共的党有了俄共的气质，全面走向了共产国际理论下的布化。这给中国革命带来了许多危害，尽管斯大林此时并未全面确立个人的专断体制，但共产国际与中共的许多信、电均会报送斯大林审阅，其作用力不可小觑。
另外，为了确保中共六大的顺利召开，共产国际领导人布哈林在六大正式开会之前又召集了一次政治谈话会。这次会议要求参加者就当前的形势、过去的经验教训、今后的方针任务三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这次会议实际上可以说是六大前一次小范围的预备会，进一步交流了思想和统一了认识，为六大顺利召开打下基础，也再次将共产国际的对这些问题的看法输送给中共领导人。这体现了共产国际指导各国革命过程中对中共问题的重视，也表现出对中共加紧掌控的趋势。
由共产国际、联共（布）的两位领袖人物亲自与中共谈话所产生的影响自不可低估。他们的谈话不但为六大的召开打下了基础，而且更为主要的是他们的谈话被中共反映到了党的决议中，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共布化的力度。
第四，共产国际直接派代表参加六大，通过在会上的各种活动使中共走向布化。
共产国际代表在会上的活动，从范围上讲，不仅包括了六大的准备、决议的起草与确立，而且参加了六大会议的全部议程。这些做法在帮助中共指导中共解决好中共面临的问题等方面的作用无可讳言，但是也不能规避有监视、操纵、控制、影响中共的意图。这两种影响作为统一的存在而须臾不能分离。
在六大召开前共产国际专门成立了一个委员会来指导中共六大的工作，其成员有布哈林、安贝宁—德罗、库西宁、艾尔科里和米夫。[22]与此同时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也派人参与起草了六大的决议草案，这些人成为起草中共六大决议草案的主导力量。具体名单如下：
（1）章程——瓦西里耶夫、诺林、沃尔克、贝尔曼、苏兆征、向忠发、米夫同志。
（2）土地纲领——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马季亚尔、林卡里、苏、向、米夫同志。
（3）农民运动——沃林、约尔克、弗雷耶尔、苏、向、米夫同志。
（4）军事决议——贝尔津、盖利斯、布留赫尔、马马耶夫、阿片、安德烈、瓦西里耶夫、向、苏、米夫同志。
（5）军事工作训令——同上。
（6）职工运动——有两个草案：一个——苏兆征，另一个——斯卡洛夫。现在有洛佐夫斯基、格列尔、斯莫良斯基、奥尔加同志参加，在起草新的草案。
（7）组织决议——库丘莫夫、瓦西里耶夫、米夫、彼得罗相同志。
（8）苏维埃建设——纳索诺夫、瓦西里耶夫、阿片同志。
（9）宣传鼓动工作——诺林、沃尔克、库丘莫夫、戈卢别夫、基泰戈罗茨基。多格马罗夫同志。
（10）妇女运动——国际妇女书记处。
（11）中共纲领草案——由瓦尔加同志起草（看来，这个问题将从大会日程上取消）。[23]
在这些人中诸如瓦西里耶夫、沃林、马马耶夫、米夫等人均来自于中山大学。“后来大会通过的许多决议，是中山大学的教授们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起草的”[24]，而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起草的决议在6月14日左右送交了斯大林、布哈林等人审阅。在米夫写给斯大林等人的信中请求斯大林、布哈林等领导人对草案给出意见。斯大林、布哈林等人是否批复在档案中没有见到，但显然在六大召开后，布哈林亲自到会做了题为《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的任务》的报告，再一次全面阐述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指示。同时，由于六大的开幕时间为6月18日，尽管共产国际的代表强调“这些草案都是草稿，应作为材料供中共政治局制定决议草案时使用。”[25]但从时间上来讲，已无再度大幅修改草案的可能。尽管现今无法看到这些草案，但可以推断米夫等人送审的草案应与提交中共六大的决议草案基本相同。对照布哈林在会上的讲话与六大最后的决议，也能发现这一点。
党的决议是党今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正是这些出自共产国际之手的决议指导了六大之后中共的革命斗争，成为中共走向全面布化的行为准则。
当然，仅靠一纸决议并不能使中共走向布化。共产国际还通过对会议的实时监控与指导来影响六大的进行。共产国际有专人派驻六大，全程参加。“这次大会，在共产国际直接指导下举行，布哈林等人并不经常来参加，但担任中国部长的米夫，率领着土地问题专家沃林等人，却是每次会议都在座。米夫甚至以共产国际的名义，在那里施用压力。”对于中共党内的分歧，一般情况下都是以强力压服。[26]致使当时的中共领导人张国焘和瞿秋白“都觉得米夫锋芒太露有操纵中共的野心。”[27]
共产国际代表除了直接参加六大施加影响以外，还每天将六大的会议记录上报斯大林、皮亚特尼茨基等人，以便共产国际高层能够及时准确的掌握六大的状况。六大开幕的第二天米夫就写信给皮亚特尼茨基：“寄给您大会第一天（还没有校对）的速记记录。其余记录我将每天寄给您。”[28]记录没有校对就匆匆送报共产国际，由此可见共产国际对于掌握中共六大动向的急切心情。具体负责的米夫除了“要向斯大林每天回报大会的进展情况”外，还要“为大会起草最后决议案和决议修改稿。”[29]最后米夫还通过为大会服务的视为亲信的中山大学学生如王明等人“能掌握代表们的情绪，这是共产国际赖以指导大会的情报。”[30]
共产国际在中共六大上的所有上述活动，在表明共产国际重视中共六大的同时，更表示出共产国际意图掌控中共，使中共与其保持一致的目的。
第五，在中共六大期间，共产国际除去上述措施加强加大对中共的影响与布化力度之外，还改变了对中国革命的长期指导方式，设立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
在六大以前，共产国际对中共的指导一直是以派驻代表的形势而实现的，如罗易、罗米纳兹等人均是衔共产国际之命来华传达国际指示、指导中国革命。鉴于这种方式容易使共产国际代表常常依据个人判断来处理相关问题，大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趋向，难以管理、权限过重，造成许多失误。因此，共产国际决定改行中共派代表常驻共产国际的方法来减少个人失误带来的损失，从而更好且迅速的指导中国革命。正如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所做的结论中所说：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并不是个个都经过考试的，在指导中国大革命过程中，他们犯有这样或那样的错误。因此，他宣布共产国际不再向中国派遣代表，改为由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设立常设代表团，通过中共代表团指导中国革命。[31]
共产国际改用这种方式可以更加迅速的了解中国革命的最新情况，也能在尽短的时间内做出指示，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方便了共产国际掌控中共，中共代表团这个沟通共产国际与国内中共中央的桥梁毕竟生存于共产国际的眼皮之下，仿佛家长管教子女一般，将孩子放在家中看管，远比远离家庭容易管教得多。而且家中的孩子还可以在耳濡目染下，与家长形成相同的气质与思维观念，而这一点正是共产国际这个家长梦寐以求的。
三、中共布化的文本表现形式：六大决议
共产国际通过多种途径促使中共走向布化，而六大就成为这种全面布化的开端。以六大本身来讲，布化集中体现在六大的决议中。
对于中国革命形势的分析，六大政治决议运用较大的篇幅讲述了过去的经验与现时形势，尤其是对现时形势的分析，其分析的结果将直接影响以后的革命斗争。关于这一点共产国际与中共都着重注意。共产国际认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还没有出现群众革命运动的新高潮。”斯大林讲到，现在“不过只是革命准备时期。如一壶水在未开前，亦有波动，海潮亦有起伏，但不是高潮。虽然高潮有了信号，但只是证明将来有高潮至，而不是现在已高涨了。”[32]布哈林在六大所做的报告中也指出，现在还没有出现革命高潮的形势，现在的任务不失夺取政权，而是准备革命力量，迎接革命高潮。[33]对于斯大林与共产国际的分析，中共表示完全接受。六大决议认为：“现在的形势，一般说来是没有广泛的群众的革命高潮，中国革命运动发展底速度是不平衡的，亦就是现时形势底特征。”“虽然如此，但仍有许多根据，指出新的广大的革命高潮是不可避免的。”在列举了种种斗争情形后，“第六次大会同时认为：不可以过分估量上述的这些现象，因为即使这些现象综合起来，也还不能形成真正的高潮。”[34]对当前局势估计，六大在实质上仍旧沿袭了九次全会的公式，只是文字上把“浪潮”改成“高潮”吧（罢）了。[35]中共六大决议的表述与斯大林、共产国际在会前的认识几乎一致。
对革命阶段的划分，共产国际则基本上机械的将俄国1905年革命与中国革命对照机械的来指导中共。例如布哈林把张作霖比作俄国的保皇党人，把蒋介石比作立宪民主党人，把汪精卫比作社会革命党人。[36]斯大林还根据俄国三次革命的经验把中国革命分成三个阶段:全民族联合战线的革命(广州时期)，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武汉时期)，苏维埃革命。[37]尤其是斯大林的“三段论”，对中共产生了明显的影响。在六大的决议中，对于中国革命阶段的划分与斯大林一般不二。“中国革命底第一时期，是总的民族联合战线时期。在这个时候（四一二政变后——笔者注），便转变到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了（所谓武汉时代）······南昌武装起义底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武装起义便开始了中国革命底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38]用此机械的观点来指导中国革命，中国革命焉有不败之理？更为可怕的是这个论断在随后召开的共产国际六大之后发展成为“第三时期”理论，用来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给包括中国在内的整个国际共运带来了更大的灾难。
对于革命性质，共产国际九次全会以及布哈林指出，中国革命现阶段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完成土地革命。布哈林说：“这些任务都没有超出资产阶级制度之外”，因为“它的任务只在于肃清封建制度，而不在于肃清一切大资产阶级”。他明确指出，摆在中国共产党人面前的任务，不是要求工人阶级直接夺取政权，不是要破坏资本主义和组织一种社会主义的经济，也就是说当前的革命不是社会主义的，不是无产阶级的革命。[39]对此，中共党内再无人相互争论，“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八、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中国革命现在阶段底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如认为中国革命目前阶段已转变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这是错误的，同样，认为中国现时革命为‘不断革命’也是不对的。”[40]通过对比我们不难发现，中共的用语与共产国际如出一辙，这表明了中共对于共产国际的指导毫无疑异，予以全盘吸纳，同时也暗示了共产国际的“指导”还是带有很大约束力的。在王凡西看来，“关于革命的性质，它依照了布尔雪（什）维克的旧程式，从革命的民主性的任务，推定了未来政权的‘工农民主专政’形式，将革命的社会主义性推移到渺茫的将来。”[41]至于中共是否将革命的社会主义转移到渺茫的将来，历史已经给出了答案，但他关于革命性质是“依照了布尔雪维克的旧程式”的看法，笔者是同意的。
对于革命的动力，六大决议上明确：“已经只有无产阶级和农民”，而“民族资产阶级背叛革命底联合阵线”。[42]“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赞成中央十一月会议及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国民党各派的决定，就是认清他们都是反革命的派别。······大会同样赞成共产国际执委第九次全体会议对于邓演达、谭平山的所谓‘第三党’的估量。······中国共产党对于这些所谓‘工农党’，‘第三党’等等的任务，就是指斥他们在反帝运动和民众运动中的动摇犹豫和妥协，指斥他们是统治阶级底奸细。”[43]而中共的这些认识也明显来自共产国际。在六大之后，共产国际在给中共中央的信中还再次叮嘱：“现在需要特别主义反对‘第三党’的斗争，因为它会给人造成错觉和模糊群众的阶级意识。第三党虽然现在反对南京，但它实际上是支持国民党的。”[44]
共产国际及中共认为在大革命失败后，只有工农才是可以值得信赖的力量，而将革命不彻底的民族资产阶级排除在革命之外。中国的革命实践证明，单靠工农的力量远远不能完成革命任务、夺取革命的胜利，而必须在统一战线之下，团结可以团结的一切力量。当时的中共很明显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这样的结果也是当时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令人感到安慰的是，至少中共已经意识到自身存在的问题，只是在纠正错的过程中有些过度罢了。年幼的中国共产党毕竟还没有成熟长大。
从中共六大开始，中共在组织上也开始更多的被共产国际所掌控，甚至是绝对的控制。六大决议中明确承认：“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到六大召开前——笔者注）共产国际超过中央委员会，直接号召中国底党员群众，要求彻底变更党底路线，改变党底领导机关——的确是正确的。”[45]本来，在紧急状态下，共产国际需要采取非常规措施来挽救中国革命及中国共产党，这无可厚非，也可以理解，但是在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上以党的决议的形式公开承认这种做法的正确性与正当性，无疑为共产国际操控中共开创了恶劣的先例。此种做法的后果就是使共产国际以情况特殊为由，公开变更中共路线与中央领导机构的做法合法化。这对中国革命是极端危险的。六大之后的革命历程足以说明了这点，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这种做法得到了极大的发挥。米夫以一人之力就将中共中央改组，把王明等人扶上显位，造成了中共的巨大损失。导致中共不得不放弃辛苦建立的根据地，开始史无前例的长征，几乎使中国革命陷入绝境。
这种组织上的规定为共产国际贯彻自己的意图，将中共布化提供了制度的保障。在组织问题上六大公开要求党的无产阶级化，在党的指导机关与党员成分上提高工人的比重，排斥知识分子，极力扩大在工人阶级中的影响，要求党的干部工人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达到党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群众化的战斗的党的目的”。[46]六大的党章中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之一部分，命名为“中国共产党”，为共产国际支部。凡承认共产国际和本党党纲及党章，加入党的组织之一，在其中积极工作，服从国际和本党一切决议案且经常缴纳党费者，均得为本党党员。[47]要求“下级党部一定要承认上级党部的决议，严守党纪，迅速且切实的执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党的指导机关之决议。······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或本党代表大会，或党内指导机关所提出的某种决议，应无条件的执行，即或某一部分的党员，或几个地方组织，不同意于该项决议时，亦应无条件的执行。”[48]而本为一党最高机关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竟要“由中央委员会得共产国际同意后召开之”。这虽因为中共乃共产国际支部而有此规定，但如照此执行，则中共已非一个完全独立自主的政党，基本上事事均须请示远在千里之外的共产国际。而共产国际对于瞬息间千变万化的中国具体革命形势并不能及时明了。这就造成了指导上的机械、时间上的滞后、实际上的脱节等更多的人为失误。这种事事请示共产国际的办法正使得努力推行中共党布化的工程顺利进行。其实，这种状况不仅是从六大才开始的。有迹象表明这种现象在六大前就已存在，在向忠发与苏兆征联名写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中就讲到：“所有现实问题，不管其性质如何——是大问题还是小问题——我们都先向东方部提出，只是在取得后者同意后，我们才贯彻执行。”[49]中共的做法显然让共产国际感到满意，因此对于中共所提出的要求都给予了不同程度的满足。[50]尽管这种做法可以增强共产国际及时有效的对中共的领导，增强党的战斗力，但更需要注意的是它对中共党的健康成长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六大成为全面布化的开端，还表现在对政权建设理论的阐述上。中共在建立苏维埃时应尽量“利用苏联苏维埃建设的经验，普遍此经验于党员及广大群众中去”。 “党应在预定的各武装区域中，预先普遍地明了地传播苏维埃的理论，宣传苏维埃政权之一切具体形式与具体工作，准备民众在该区域起来时，有迅速建设苏维埃的可能。”[51]中共第六次大会反对将苏维埃当作直接行动的口号，主张“宣传苏维埃思想”，以便为下一革命浪潮到来时行动的准备。[52]中国所要建立的苏维埃政府正式名称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政权的名称实际上就体现了这个政权的基础。在整个《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大量的引用了列宁的话来全面阐述苏维埃建设的理论，也不断的强调了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在六大通过的决议中，除政治决议案之外，党章、组织、苏维埃、土地、工人运动等问题的决议案较其他决议案篇幅为长，而这些方面也正是布化所要求的集中体现。
六大前中共对苏维埃问题做出了一定的认识，“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而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建立苏维埃。”[53]但对于如何建立则还没有形成系统的认识。在六大前进行的一系列暴动中所建立的苏维埃政策、措施都不一致就说明了这点。在六大上共产国际进一步指导中共，使中共六大关于苏维埃的认识系统化。在整个《苏维埃政权组织问题决议案》中阐述了苏维埃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只是这种阐述更多地是基于列宁关于俄国建立苏维埃的讲话而展开的，更多地将俄国建立苏维埃的经验方法写入这个决议中。中共决议中的苏维埃与俄共的苏维埃并无重大的差别。
在六大的决议案中，并不止一次的表明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一致。对于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基本上都是“完全接受”、“完全赞同”、“完全同意”等词汇。诸如：“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八、九次全体会议对于中国革命性质之估量。” “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大会完全接受共产国际第九次扩大会议对于中国问题决议案，而且是本决议案底基础，这两个决议案应同时为这一时期决定一切政策底方针。”等处。这本身就说明了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
共产国际借助中共六大而使中共开始了全面的布化，这种变化集中的体现在六大所通过的一系列决议中。通过党的决议的形式，共产国际将掌控中共布化中共合法化，使任何人都不敢有反抗的能力与根据，否则就意味着是反党反共产国际。这不是一般人所能承受的罪状。
四、布化的影响与属性：双刃剑
在笔者看来，中共六大是中共全面布化的开始。在之后的革命斗争中，中共一直受共产国际的严格指挥，而共产国际则进行了“无微不至的指导”，这种指导甚至到了干涉中共党内事务的程度。在六大之后的斗争中，中共在大部分时间里都受到“左”倾路线的困绕与困扰，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无可想象的损失，几乎断送了整个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这种状况直到1935年遵义会议时才开始有所好转。究其原因，始于六大的全面布化则是其最根本的因素。
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六大是中共受共产国际掌控而全面布化的开始，而且这种布化给和中国更多的带来的是损失，甚或灾难。但我们不能据此就否定六大及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贡献。
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下，共产国际的指导以及六大的召开，在很大程度上帮助了中共度过了危险期。从这个角度上来讲，保存了党。共产国际及六大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分析也基本上符合当时的历史形势。在共产国际的指导和直接帮助下，中共六大确立了中国革命的践线和一系列新的方针政策。这是一次有着重大历史意义的大会。它认真总结了大革命失败以来的经验教训，在一系列存在严重争论的有关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作出了基本正确的回答，在党内思想十分混乱的情况下大体上统一了全党的思想。六大关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动力、前途、形势和策略方针等问题上基本上是正确的，因而六大路线基本上是对的。正如毛泽东《学习和时局》与周恩来《关于党的“六大”的研究》中一致肯定的：六大的路线基本上是正确的结论。
在六大决议中也提出了建立红军进行武装斗争的思想，争取群众、团结群众的方法，从而为中共建立根据地实行武装割据奠定了基础。当中共在正确执行这一策略时，便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之路。只是我们在此基础上也应看到，这些认识基本上都是在共产国际的影响下形成的。六大所作出的决议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共产国际的意志，这种意志通过多种途径灌输给中共并影响了六大的决策。
中共六大所产生的路线及中共本身的布化，在短期内确实起到了挽救中共的作用，但从长远来看就犹如给一个难以忍受巨痛的病人注射吗啡一般，虽然能够解救病人一时的危难，但长期下去则病人会产生依赖性，造成病人身体的消极变化，危害甚大。单就六大而言，对共产国际与中共来讲，都是成功的，值得肯定，是一种双赢。单就中共党的发展及中国革命而言，危害的种子已然埋下。然而，这又是宿命一般无法避免。因为中国革命本没有先例可循，全世界也只有俄国革命一家经验而已，可依靠的只有共产国际，中国革命一切都在摸索中。所以应当允许走弯路犯这样或那样的错误。这是正常的历史现象。中共的高明与伟大之处就在于在不断的摸索与挫折中逐步成熟，学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的革命实际结合起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并一直坚持中国化了的马克思主义。这就决定了中国革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
总体上讲，在以六大为契机的中国全面布化过程中，共产国际一直扮演着主动的角色，而中共则相对被动的接受。由于中共年幼而需要共产国际指导的主观愿望，恰好为共产国际推动中共布化创造了条件。在共产国际看来，俄国革命的胜利为各国提供了成功的经验。因而共产国际在各国党布化的过程中将俄国一国一党的经验作为通用的公式去解决不同国家的革命问题，将马克思主义与俄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产生的列宁主义认为是真正的普遍意义上的布尔什维克。这就造成了共产国际对于各国革命指导上的趋同，即以俄国革命模式为普遍的真理将各国革命变为同一模式，共产国际以特殊性取代了普遍性。由此，共产国际对于布化的理解就显得过于狭隘了。
布化对于中国的影响长期存在。在六大后，中共一直受到李立三、王明等“左”倾路线的统治。不但使中共在力量上受到损失而且也使中国革命走了不少弯路，中国革命再次出现了重大的问题。在六大之后的这段时间内，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最接近中国实际的一部分中共党人力图减少共产国际的干涉。不幸的是，由于布化而受损的中共中央搬迁到苏区，许多共产国际培养出来的干部在共产国际的支持下，掌握了中共的领导权，整个中共包括苏区都被布化，到处弥漫着俄国的气息。毛泽东等人因与共产国际的主张不尽相同而被斥为偏离了共产国际的领导备受压制。[54]
尽管布化对于中共的影响巨大，但它同样对于它的始作俑者——共产国际也产生了反作用，它使共产国际不可避免的转变了性质。共产国际的组建，有着崇高的理想。它是以在全世界实现共产主义、解放全人类为终极目标的。俄国革命的胜利直接影响了共产国际的建立与发展，也使这个目标的实现成为可能。共产国际就是以俄共为主而组建的起来的。这些革命者坚信，他们应当为解放全人类而战斗，在他们心中装的是天下大同。然而，这种浪漫的理想在实际的实现过程中被掺杂了过多的现实的物质因子。占有主导地位的俄国人在执行伟大任务的同时，自觉或不自觉的掺杂了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利益，更多的他们的这些工作偏离了理想主义的全人类的公共利益，而基于狭隘的一国一民族之私。斯大林的独裁权力日渐膨胀的结果，共产国际完全变成了他的御用工具；这在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时及其后尤为显明。共产国际初期的理想主义是褪色了，它为苏俄的需要所左右，它对中共的领导，更是随着莫斯科的政治气候而摇摆不定。[55]此时，共产国际在包括中共在内的全世界范围内推广输出苏俄模式，试图将这种模式运用到全球革命中去，从而将全球统一在这种模式之下，使苏联成为世界的主宰。实际上，由于这种偏私与狭隘，共产国际在全世界的活动很多都失败了。不但中共的革命受到共产国际的掌控而濒于绝境，而且远在万里之遥的欧洲革命也经历了同样的命运。“另一位熟悉德共情况的中国同志向我说到共产国际在欧洲的活动是失败了，德共所受共产国际之蹂躏情况，不下于中共所受到的。”[56]作为当时中共领导人之一的张国焘在若干年后谈起这段历史时，就讲到了其中的原因。
在我看来，中共的领导错误，不在于反共产国际，亦不在于违反共产国际的指示，恰恰相反，是太过倚赖共产国际。年轻的中共，它的领导者不待说是缺乏经验的。我们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认为是下级服从上级的应有义务，我们信仰共产国际，认为共产国际的老革命家比我们见多识广；每当我们的看法与共产国际的指示发生参差的时候，我们总以为自己不过是一些学生，对于自己的见解，不敢自信，而认为共产国际的指示必然深谋远虑。因此，也就牺牲自己的主张，来迁就共产国际的指示。甚至，对于共产国际代表的任何指示，也奉若神明，无不言听计从。这种情形，简直已经到了迷信共产国际的程度，这就是事态的真相。[57]
布化这把双刃剑对于共产国际也好、对于中共也罢，甚至在更大范围更大程度上，都产生了双刃效果。对于共产国际来讲，它运用布化这把剑成功的掌控了中共，并在一定时期一定程度上指导了包括中共在内的各国的革命运动，发挥了其应有的价值。但同时这把剑也将共产国际自己割伤，使其美好的浪漫的革命理想主义逐步退化成为狭隘的私利，最终造成共产主义运动的重大挫折。对于中共来说，接收共产国际的布化，使自身度过了危险，在一定程度上指导了自己的革命行动，将中国的革命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布化本身就像紧箍咒一样，使中共不得不听命于共产国际，这又限制了中共独立自主的发展，对中国革命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而且更为要命的是，即使在中共独立自主之后，乃至于建立自己政权之后，仍不时作崇，将中共折腾的精疲力竭。从宏观上来说，布化对凡是和它相关的各方都产生了难以想象的深远影响。整个国际共运基本上因为它而失败，只是中共例外的找到了一条正确的道路。
历史就是一场舞台剧，在六大这个舞台上，作为家长角色的共产国际与身为孩子的中共运用布化的武器完成了各自应有的表演。共产国际运用布化来掌控中共以及推进世界革命的目的，而中共则相对被动的接收了这一事实。布化成为中共头上的紧箍咒，同时也成为其指导思想与革命的武器，在以后的革命进程中得到了更大的展示。实际上，布化作为一把锋利的双刃剑，由于共产国际与中共的机械化舞动，在伤及敌人的同时也反伤己身。对于布化本身，除了要将它作为批判的武器的同时更要进行武器的批判。而共产国际与中共对布化的理解与运用毫无疑问是当时历史环境的合力结果。
结 语
实际上，布化的真义就在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国具体实践相结合，而恰恰共产国际狭隘与肤浅的理解了布化。当然，在当时共产国际也只有这样的理解，而不可能有旁的理解，这是历史环境下的产物。
共产国际由起初建立成为世界性共产党的目标而逐步变为建成俄共式的政党转化，最终成为俄共的御用工具，成为苏联利益的维护者。由世界性转为一国性，本来是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谋利益，而后却转变成只为苏联谋利，同时要求各国党服从于这一利益，这也是共产国际最终解散的原因之一。
造成共产主义运动一系列挫折与失败的源头则在于共产国际将国际共运垄断，要求全世界共产党是一个整体、一个组织、一个声音、一个模式去进行共产革命、全球革命，去解放全人类。这种关系跨越了国家与民族的高度，渴望对意识形态的垄断超越了对国家与民族利益的追求。这在国际关系中是不正常的表现。
中共六大作为党的历史上比较特殊的党代会，无疑引导党走过了特殊的历程。历史的是非恩怨，已经如烟尘般逝去。当我们后人再回首来考察这段历史的时候，应当汲取历史的教训，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必须坚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其实，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就是坚持真的布化。
[1] 李维汉：《回忆与研究》上，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6年版，第231页。
[2] 对于六大前的背景以及党内的分歧，详见金冲及：《对六大历史的考察》，《近代史研究》
1988年第3期。
[3] 近年来关于中共建党方面的优秀研究著作，当推（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6年版。
[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9页。
[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册，第123页。
[6] 另外，在六大的党章之中并没有专门的章节规定党员的权利和义务。这本身意味着中共与共产国际之间关系的变化。
[7] 贝拉·库恩编
:《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三联书店1965年版，第29、30页。
[8] 《共产国际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第
1辑，第138页；转引自管文虎：《共产国际的“布尔什维克化”口号对中共的影响》，《近代史研究》1988年第6期。
[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6卷，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8年版，其中所收录的档案全部是对于中国革命问题的讨论。
[10]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页。
[11]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9页。
[12]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08页。
[13]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5页。
[14]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9页。
[15]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9-220页。
[16] 关于苏区全盘俄化的详细论述，可参见高华：《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延安整风运动的来龙去脉》，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章第6节。
[1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85-87页。
[18]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81页。
[19]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77页。
[20]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79页。
[21]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82页。
[2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4页。
[23]《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
496-497页。由这个名单中可以看出，妇女运动与中共纲领两方面显然不被这次大会重视。从会后的六大决议中可以证明这一点，在六大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妇女运动篇幅短小，阐述简单。至于中共的纲领，最后也没有形成一个具体的决议，只是将其“委托中央委员会于第七次大会之前必须拟出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及早发给各地党部讨论，以便提出第七次大会能够正式列入议事日程，为最终之决定。”
[24]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08页。
[25]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7页。
[26] 详见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380-381页。
[2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81页。
[28]《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99页。
[29]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217-218页。
[30] （美）盛岳：《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第
220页。
[31] 转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6页。
[32]《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79、481页。
[33] 转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第38页。
[34]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7、178、179页。
[35] 王凡西：《双山回忆录》，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78页。
[36] 《苏联真理报有关中国革命的文献资料选编》第
1辑，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5年版，第503、504页。
[37] 《斯大林全集》第
10卷，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14、15页。
[3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2页。
[39] 转引自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下，第38页。
[40]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69页。
[42]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1、173页。
[4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88-189页。
[44]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523页。
[45]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174页。
[46]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73页。
[47]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6-297页。
[48]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98页。
[49]《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62页。
[50] 具体内容可参见《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7卷，第487-489页。
[51]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第236页。
[53] 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3年版，第313页。
[54] 关于毛泽东受到压制的情况，详见龚楚：《龚楚将军回忆录》，香港明报月刊社1978年版，第549-550页。
[55]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15页。
[56]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416页。
[57]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2册，第3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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