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①：图为位于辽宁省沈阳市的九一八历史博物馆。
　　人民视觉
　　图②：图为绣有“TRUTH”字样的档案布袋。
　　图③：图为中方课题组专家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查阅“TRUTH”档案。
　　图④：图为倪斐德夫妇在辽宁法库。
　　辽宁省社会科学院提供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一间办公室里，蓝色包裹上红丝线手绣的“TRUTH”（《真相》）依然那样吸引眼球，它已静静地在这里守候了80余年。当年就是这一包裹文件和证据，第一次向世界揭露了九一八真相。而三位冒死向国际调查团接力传递日本侵华罪证的英国友人，也因此被学界称为“沈阳拉贝”。倪斐德那句“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至今令人感佩
　　
　　事件源起——
　　李顿调查团成立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凡尔赛华盛顿体系确立，国际联盟（简称“国联”）应运而生，总部设在日内瓦，实际处于英法操纵下。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联正在日内瓦召集年度例会。中国遂向国联请求主持公道。1931年9月19日下午，国联行政院第六十五届理事会第一次会议听取了中日双方代表的首次报告。中日问题于是成为国联这一时期的中心议题，而且是国联成立以来遇到的最严重、最棘手的国际争端。
　　日本政府千方百计欺骗国际视听，辩称九一八事变是自卫行为。他们一面反对国联干涉，一面扩大侵略步伐。在国际舆论风暴中，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权威面临巨大考验。时任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日记中写道：“在世界最糟糕的地区捍卫和平条约的战斗已经来临——整个世界都在眼睁睁看条约有用还是没用，如果我们无动于衷，把条约当成一堆纸片，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那么未来和平运动将遭受重大打击，并在很长时期内无法在这场打击中恢复过来。”
　　国联调解初期，因为美、英、法等国推行绥靖政策，因此反复调停无果。但日本步步南下的扩张态势逐渐威胁到西方大国在中国的利益，绥靖政策逐渐收敛。1931年12月10日下午，国联理事会通过了派遣调查团的决议。1932年1月29日，调查团在日内瓦举行第一次会议，推举英国代表李顿为团长，由此“李顿调查团”诞生。
　　李顿调查团能否通过实际调查澄清事件真相、调解中日冲突、维护地区和世界和平，国际关系体系、国际组织和国际法的威望能否继续维持，都将在这一过程中接受检验。尤其中国和日本，对于国联调查的希冀迥异：日本妄图借助国联调查之机让国际社会认可所谓“满洲国”为既成事实，中国期待通过国联调查伸张正义。国联到底如何行动，当时全世界都拭目以待。
　　生死接力——
　　传递侵略者罪证
　　得知国联调查即将展开，以沈阳“九君子”（大学教授刘仲明、毕天民、李宝实、于光元、张查理，银行家巩天民、邵信普，医学家刘仲宜，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张韵泠）为代表的爱国志士立即开始搜集日军侵华罪证。“九君子”发动各界爱国人士经过40多天奋战，完成了以原始性、实证性、系统性为主要特征的中英文证据汇编成《真相》，由“证据图册”和“事实说明”两部分组成。证据图册收录大目录75条，包括纸质证据343页及实物证据若干，均从当时日方把持的报刊剪辑，由关东军发布的文件、布告以及删改的教科书，散布的标语等原件或复印件等原始证据构成。事实说明是基于原始证据而形成的1.6万多字的英文阐释，包涵了主要观点、基本诉求及思想理念。
　　尽管有证据在手，但如何呈递给调查团成为难题。一筹莫展之际，三位英国友人盛京施医院院长雍维林（William R.Young）、牧师倪斐德（Frederick WS O'neil）、盛京神学院教授谭文纶（William McNaughtan）先后出手相助，在极度风险中完成了证据搜集和递交，使其价值得以最大程度体现。
　　雍维林为“九君子”指出了法理路径，并推荐倪斐德作为负责保管和完成递交的关键人物。倪斐德1897年从贝尔法斯特来中国，定居辽宁法库45年，他与李顿自幼熟悉，又有亲属关系，深得李顿信任，因此是呈递的最佳人选。巩天民携雍维林亲笔信至法库拜请协助，倪斐德不顾英国领事馆的出行警告慨然应允。当倪斐德从刘仲明手上接过绣有“TRUTH”字样的蓝色包裹时，他激动地说：“若因此而死，我是为一件伟大的事业而死！”
　　1932年4月21日，国联调查团抵达沈阳，日伪处处监控调查团行踪，但尚不敢封锁英国人往来信件。李顿抵沈后就收到倪斐德的亲笔信。随即，倪斐德亲自到大和旅馆（今辽宁宾馆）拜会李顿，并邀请其至位于沈阳西关的谭文纶家共进晚餐。在这次会见中，英国友人完成了三个重要环节。第一，把刘仲明的亲笔信当面呈交给李顿。第二，亲口介绍“九君子”的情况。第三，倪斐德、雍维林和谭文纶当场签字，用自身人格和名誉为“九君子”和《真相》举荐和担保。至此，《真相》不仅仅是一份实证材料，更是被调查团接受和认可的真正具有法律效力的证据。这是“九君子”国联外交的决定性环节。
　　1932年10月2日，《国联调查团报告书》在日内瓦、南京、东京同时发表。《报告书》确认东北是中国固有领土并指出，日方“确有充分计划以应付中日间万一发生战事，此计划于九月十八日夜见诸实行”“故日军是夜所采之军事行动，不能认为合法之自卫手段”。《报告书》认为，“满洲国是日本一手操纵和控制的政权”，“基此理由，现在政体，不能认为由真正的及自然的独立运动所产生。”“此所谓‘满洲国政府’者，在当地中国人心目中，只是日人之工具而已”。揭穿了日本在国际上散布的“自卫”谎言，也否定了“满洲国”是“民族自决”的结果。1933年2月24日，国联特别大会表决通过了基于该报告书的判决案，国际社会一致认同日本违背了《国联盟约》和《非战公约》等国际法相关条款，对“满洲国”概不承认。至此，日本在国际社会陷入被动局面，理屈词穷后悍然宣布退出国联。
　　《真相》以其不可多得的实证性、系统性、法理性特点成为国联仲裁的有力依据，国际社会第一次对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予以权威定性，使日本侵略行径终于大白于天下。该仲裁结论还影响到二战后期国际会议及重大决议中对日本的处置，《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正是以国联仲裁为重要依据，要求日本在战败后将其占领的包括东北在内的中国领土归还中国。
　　铁证如山——
　　真相大白于天下
　　《真相》是捍卫人类文明与公义的重要文本，是国际社会在战争与和平主题下的共同记忆，连同《1919—1946年国际联盟档案》一同被载入世界记忆名录。
　　1933年2月，国联特别大会表决后，《国联调查团报告书》连同相关证据就存入了日内瓦国际联盟大厦。二战中瑞士是中立国，国联档案遂得以保全。1946年，联合国成立后，国联档案也一并移交联合国。
　　在“事实胜于雄辩”的《真相》文本中，“九君子”向调查团强调“为了国际的和平与世界秩序的稳定，为了正义和公理，我们诚挚地恳请您的关注，并且恳请您公正地调查和研究并处理中国和日本的争端。” 这是“九君子”为解决中日争端提出的最高诉求，他们的目标不是单纯惩治日本侵略，而是追求国际和平与公平正义，这也正是国联奉行的宗旨。“九君子”抓住了国际社会关注的焦点，展示了中国知识精英的软实力。
　　沈阳拉贝是最早针对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而在国际上帮助中国说“不”的国际友人，他们以实际行动力挺“九君子”、三千万东北同胞和四万万中国同胞。国际友人对中国抗战的援助说明，在反战维和事业面前，正义的力量一定会结成统一战线。
　　国联通过调查与仲裁，基本上维护了《国联盟约》的宗旨。尽管本身存在难以克服的局限，但它为九一八事变和伪满洲国定性，使日本因为蔑视国际法及世界舆论而处于孤立境地。国联存在期间，经历的最大问题就是处理九一八事变，《真相》是揭露九一八事变的最重要的档案史料，包装工整、证据确凿、内容丰富、手续完备，兼具时代前沿的实证性和法理性特征，更承载着维护国际和平的核心理念。
　　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一间办公室里，《真相》已经静静地守候了80余年，蓝色包裹上红丝线手绣的“TRUTH”依然格外吸引眼球，可想而知，当年定然能够打动急于寻求真相的国联调查团。课题组专家在借阅过程中，也明显感受到阅览室对《真相》的精心保管与呵护。《真相》不仅是一个历史证据汇编，也是一件稀有的手书文物，尤其是国际正义力量共同捍卫人类和平的伟大见证。
　　回望这一历程，再次印证了这样一句话“正义必胜、和平必胜、人民必胜。”
　　（作者为辽宁省社会科学院东北沦陷史研究室主任、“TRUTH史料研究”项目首席专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