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常态下促进辽宁老工业基地实现增长动力转换
2013年以来,辽宁经济增速持续回落,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体制性、机制性、结构性矛盾集中体现,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突出,部分行业生产经营困难。从结构上来看,辽宁重化工业比重偏高,处于产业链中低端,进入经济新常态后,社会需求——特别是用于维持经济起飞阶段生产建设的重化工业需求大幅降低,导致原来支撑经济高速增长的一部分生产能力进入过剩状态,国内外重化工业需求下降。从体制机制来看,一方面国有和国有控股企业多,由于存在国有股一股独大等问题,部分企业的体制机制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企业市场主体地位尚未真正确立,不适应新常态下经济转型的要求。另一方面,由于计划经济遗留的僵化思维,导致投资营商环境问题凸显,民营经济投资乏力。总体来看,传统产业增长动力不断衰减,新兴产业体量和增长动力尚未积聚,中高端产业供给不足。传统动力衰减的原因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是政府直接推进经济发展的动力源呈现“边际效用递减”趋势,二是产业结构不合理及演进停滞,三是生产要素条件变化导致区域竞争优势的弱化,四是传统产业难以与新兴技术融合形成内生增长动力。
面对国内外唱衰东北、唱衰辽宁的声音,要正视当前东北地区的矛盾和问题。同时要认识到,当前辽宁面临的问题是新常态下经济转型升级的阵痛,是“成长的烦恼”,没有必要过度解读。东北地区有相对雄厚的产业基础,有完备的技术群体结构,目前新生动力正在加快构建,在完成经济转型后,辽宁将重新焕发生机与活力。
老工业基地振兴动力是指在遵循经济新常态发展特点与规律的前提下,利用多束动力实现老工业基地的再度崛起。其中,每一束动力必须是产生于老工业基地内部并直接而持续发生作用的、能够决定振兴发展方向以及导致状态变化的。充分考虑辽宁老工业基地的振兴进程和经济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增长动力应由原来的低要素成本、振兴政策及产业投资拉动等动力转换为改革开放动力、结构升级动力、创新创业动力和民生改善动力。这四个方面动力是相辅相成、相互作用的,相对于其它动力,这四项动力更有利于在辽宁新的发展阶段下解决深层次的体制、机制性、结构性矛盾,是推进新一轮老工业基地振兴基础性的、根本性的动力。
一是改革开放动力。改革是辽宁“十三五”时期最大的红利,体制机制创新是老工业基地振兴的关键和前提。应围绕提升市场化水平这个核心目标,充分发挥市场配置资源的的决定性作用,致力于解决“大集体”、企业承担社会成本等历史遗留问题,以混合所所有制为重点推进新一轮国有企业改革,着力解决出资人责任问题,构建市场化的微观产业基础,从而全面释放市场动力。着眼于东北亚地区的开放合作和经济全球化发展趋势,抓住国家实施“一带一路”等国家层面新一轮更高层次开发开放战略部署的有利机遇,构筑开放型经济新体制,塑造全方位对内对外开放新优势,全力支持辽宁装备“走出去”。政府不能再通过大量补贴等方式使企业该破产的不破产,该退市的不退市,下决心解决僵尸企业问题。进一步放松对经济的管制,降低产业的进入门槛,全面增强服务能力,打造最优的招商引资和用人环境,构建服务型政府。
二是结构升级动力。全面提升装备制造业和原材料产业的精深加工能力,通过聚焦政策、财力、人力资源和重大创新举措,培育产业链组合优势,构建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产业体系。集中力量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着力提高基础零部件、基础工艺、基础材料、基础制造装备研发和系统集成水平,不断从辽宁制造走向辽宁创造。打造基于智能制造的高端装备制造业,促进原材料工业由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提升转变,走上内生增长轨道。推进生产性服务业的市场深化,全面提升服务业对经济发展的支撑力,促进生产性服务业大发展。大力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形成新增长点,打造老工业基地的升级版。
三是创新创业动力。长期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于科技创新。把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摆在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建立更加有效的激励机制,完善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官产学研用相结合的科技创新体系,加大科技投入和技术研发力度,全面增强自主创新能力与核心竞争力,促进科技成果实现本地转化。深入实施科教兴省、人才和人力资源强省战略,加快教育现代化进程,依靠人才优势和创新驱动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将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打造成辽宁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
四是民生改善动力。民生改善过程也是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过程,民生建设与经济发展互利互动,为相关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空间。作为老工业基地,辽宁在老工业区、独立工矿区、城中村棚户区等很多民生方面迫切需要改造、改善,提升人民福祉。推进养老健康家政、信息、智慧旅游、智慧医疗、智慧教育及文化体育等领域消费工程,培育升级消费市场,不断扩大内需的政策导向,加速培育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以扩大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改造传统引擎。全力提升人均公共服务、公共产品数量,让人民过上更幸福、更有尊严的生活。
张万强 辽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