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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2011-4-23

 

 

 

        按照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一个国家农业部门的增加值占整个社会生产总值的比重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地下降。相应地，在农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数量也会大幅度下降。原因在于，经济发展提高了人均收入水平，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相对下降，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上升。再加上农业生产率的快速提高，使得农业部门必须减少劳动力使用的数量，剩余的农业劳动力开始向非农产业转移。

 

        在经验上，如果一个国家没有制度或政策影响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是同步发展的。对工业品需求的相对提高推动了城市工业的发展，同时城市工业和服务业吸收大量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也导致城市人口的增加。在发达的国家中，欧洲的英国和亚洲的日本都具有典型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和其他生产资源向城市集中。反之，如果一个国家存在制度性和政策性的干预，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进程，那么，工业化与城市化是非同步发展的。在城市工业迅速发展的同时，由于制度和政策因素，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不能吸收从农村转移出来的剩余劳动力，以致城市人口的增加是有限的。相对于工业化来说，城市化是滞后的。在发展中国家中，中国的经验具有典型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部分（在改革开放前）或部分（在改革开放后）滞留在乡村。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程度不断提高，阻碍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政策障碍在不断地减少，在城乡之间配置劳动力和其他资源的市场力量不断增强，政府干预的作用在不断减弱，以致中国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似乎显示出发达国家早期人口和其他资源向城市集中的特征。 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我们需要解释为什么市场力量会促使剩余劳动力或人口向城市集中？劳动力始终向城市的工业集中吗？城市始终以发展工业为主吗？城市因规模不同而区分为不同的等级，那么，不同等级的城市是否具有相同比重的工业规模？辽宁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显示出什么样的特征？在这样的经济背景下，政府的政策重点应当放在什么地方？

  

         为回答这些问题，本文分为三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人口和资源向城市和工业集中的理论。第二部分在统计上显示出辽宁省市辖区、郊区和县区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特征。第三部分简短地讨论政府今后政策的重点。

  

        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认为，工业与农业或城乡之间劳动者的收益率存在差异。工业劳动者的收益率高于农村，或一般而言，城市劳动者的收益率高于农村。收益率的差异导致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在理论上，并且在没有创新的静态条件下，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会降低城市工人的工资，同时又会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益率。当农业与工业或城乡之间的劳动者的收益率趋于相等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过程也就停止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也就完成了。这个传统的理论最早描述了城市化与工业化的过程，但是，由于这个理论将劳动力向城市的转移作为主要特征，并且将劳动力在工业与农业或城乡之间的收益率差异作为驱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动因，忽略了经济发展过程更为复杂的内容。

 

        库兹涅茨利用跨国的统计数据对经济发展过程和经济结构变化进行了实证的解释。他发现，经济发展的过程显示出工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份额不断上升，劳动力由农村向城市的工业转移，而城市中工业的比重逐渐下降，服务业的比重逐渐上升。虽然库兹涅茨的发现屡屡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但他的发现还缺少对发展过程背后动因的理论解释。例如，为什么人口会向城市集中？因为城市有工业吗？如果是的话，为什么城市工业的比重后来会下降，而服务业的比重会上升呢？简言之，他并没有解释出经济发展过程和结构变化的空间含义。

  

        从空间意义上理解城市化和工业化来自经济理论对规模经济问题的认识。规模经济可以分为内部型和外部型。内部型的规模经济可以由于企业在内部采用一种降低固定成本的技术使企业生产的平均成本降低，而扩大了生产的规模。例如城市中一个供暖企业只服务一个居民小区与一个供暖企业服务若干个居民小区，后者就会由于供暖范围增大而降低了固定成本，从而也降低了供暖企业的平均成本。这就是内部型的规模经济，但在这个例子中，实现规模经济的前提条件是居民集中在城市居住。农村居民居住是分散的，因此，不适于采用这种降低固定成本的供暖技术。

  

         外部型的规模经济也称作集聚经济，其特征是许多企业积聚在一个地区，因此，在企业外部为众多企业提供服务的活动就具有了规模效应。外部规模经济是由各种因素引起的，其中一种因素是共享一个劳动力市场。许多类似或相关的企业集聚在一个地区，将会吸引具有特定技能的工人。在这种情况下，这些企业共享一个劳动力市场，从而降低了企业寻找劳动力的成本，对企业来说就具有外部规模经济。例如，具有机械制造技术的工人会向辽宁省集中，而具有电子电信产品技术的工人会向广东省集中，从而降低了辽宁省或广东省寻找具有特殊技能工人的成本。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类似或相关的企业会积聚在一个地区。由于具有专业技能的劳动力会向类似企业集聚的地区集中，城市中的工业化也由此发展起来。另一种因素是知识、学习和创新。发展需要创新，而创新来自学习。一个地区从事生产活动的种类越多，从其他人那里学习新知识和新观念的机会就越多。例如，农民工最初会在城市餐馆服务，通过学习服务顾客的知识然后转向超市、旅店、家装等服务领域。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剩余劳动力会向大城市集中的原因，因为在大城市里生产活动的种类较多，学习知识和了解新观念的机会较多。由于人口向城市特别是大城市集中，城市化也由此而产生。

   

        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不仅促进了人口、资源和生产向城市的集聚，而且还改变了不同产业在城市中的空间结构。一般来说，制造业要比农业集中程度高，因为在农业中如果要提高生产的规模经济，人均耕种的土地面积就需要增加，而这也意味着农业生产是相对分散进行的。在制造业内部，重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要高于轻工业的内部规模经济，因为汽车、化工产品、机械、造纸印刷等行业的规模报酬，要高于塑料、皮革、鞋袜和服装等。而服务业的集中程度要高于制造业，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服务业人均占用的土地较少，银行、保险公司、医院和学校在高楼大厦中就可以工作。二是存在外部经济，即企业之间相互提供服务。例如，银行需要广告服务，而广告公司也需要开设银行帐户。服务业这种共存共荣导致集聚效应。

  

        在内部和外部规模经济的推动下，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过程展示出一些可观察和可识别的特征。与我们这篇文章讨论的问题直接相关的特征包括：1.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较高的城市或地区，人口密度也较高。2.人口密度（人/平方公里）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其经济密度(GDP/平方公里)也较高。3.在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高的城市或地区中，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较低，而在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低的地区，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相对较高。4.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相对较高的城市或地区，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趋于下降，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较低的城市或地区，这个比率趋于上升，反映工业化由较大规模城市或地区向较低规模城市或地区扩散的过程。

  

        中国经济在中央管辖的各省之下，形成了省辖市、市辖城区和农业县区的行政组织结构，而市辖的农业县区基本上就是通常所说的县域经济范围。与这种行政组织区域划分相应的，是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在地理或空间上的配置。从省级的统计角度看，地理或空间的行政格局分为市辖城区、市辖郊区和县区三个层次。在计划经济时代，市辖城区以工业制造为主，而市辖郊区和农业县区以农业生产为主。市辖城区居民的收入水平较高，而市辖郊区和农业县区居民的收入较低。改革开放以来，虽然行政组织的区域划分基本没有改变（除了增加了县级市外），但是经济活动和资源的空间配置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从可获得的统计数据看，2002年，辽宁省23个市辖区GDP所占的比重为11.34%，33个市辖郊区所占比重为34.45%，而44个农业县所占比重为54.21%。到2009年，经济活动的空间结构发生了变化，市辖区占全省GDP的比重上升为28.78%，郊区所占的比重下降为21.51%，而农业县所占的比重也下降到43.71%。

 

       2002-2009年正是辽宁省的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市场力量的驱动下快速发展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人均收入水平、人口密度、经济密度和产业相对结构发生的系列变化，有助于我们观察和和检验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理论预测的结果。

 

资料来源：2003年《辽宁统计年鉴》附录3和附录4。2010年《辽宁统计年鉴》附录3和附录7。

 

 

注：表中数值来自对表1相关数据的计算。

 

       表1和表2提供了辽宁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主要经济活动的空间分布的数据。由于2009年市辖区、郊区和县区的土地面积都较2002年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导致人口密度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化。特别是市辖区的土地面积增加了14.53&，而人口规模降低了2%，导致人口密度下降，模糊了人口向城市集中的明显特征。

 

        但我们可以从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的变化观察到资源向城市集中的趋势。与2002年相同，2009年人均固定资产投资水平在不同区域由高到低的排序依次是郊区、市辖区和县区，但从变化的角度看，市辖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了21倍，县区增加了18倍，而郊区仅增加了不到5倍。如果不考虑政策导致县区人均固定资产投资增加的问题，那么，资源至少是向人口密度较大的市辖区和郊区集聚的。在人口和资源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的背景下，我们可以从中观察到辽宁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中一些基本的特征。

   

        首先，在2002年，市辖区的人均GDP水平相对是最低的，仅为4096元，相当于县区的53%，但人口的密度是最高，相当于县区的34倍。从规模经济驱动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理论看，这个结果是不合理的。为什么会有更多的人口向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区域积聚呢？这一定是经济转型和政策影响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市场力量的作用，调整和变化终究会发生。2009年，人均GDP水平较高的市辖区（仅次于郊区），其人口密度是最高的，而人均GDP最低的县区，其人口密度也是最低的。这基本上证实了规模经济推动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理论。

 

        其次，在2002年，人口密度最高的市辖区，为每平方公里6325人，相当于最低的县区人口密度的34倍，与之相应的，市辖区的经济密度也是最高的，为每平方公里2590万元，相当于最低的县区的18倍。2009年，人口密度最高的仍然是市辖区，为每平方公里5412人，相当于最低的县区的30倍，与之相应的，市辖区的经济密度也是最高的，为每平方公里25097万元，相当于最低的县区的50倍。可以看出，人口密度最高的市辖区，每平方公里创造的生产总值也是最高的，这符合以规模经济为基础的城市化和工业化理论的预测。

  

        再次，2002年辽宁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高的市辖区，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最低为0.4044，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低的县区，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却是最高的，为1.2091。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水平介于市辖区和县区之间的郊区，其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为1.008，介于0.4044与1.2091之间。到2009年，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高的市辖区，其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仍然是最低的，为0.4865，而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最低的县区，其工业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是最高的，为1.5610。这些数据也符合理论的预测。

  

        最后，2002-2009年，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增加值的比率在市辖区、郊区和县区之间发生了变化。在市辖区，这个比率上升了0.08，还没有显示出下降的特征。而在郊区和县区，这个比率分别上升了0.45和0.35。在理论上，如果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的比率在郊区和县区的上升是伴随着这个比率在市辖区的下降，我们就可以说，市辖区的工业在向郊区和县区转移。然而，事实是，郊区和县区的工业增加值相对上升的同时，市辖区的工业增加值与服务业的比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略有上升，这只能说明，要么是郊区和县区在相对独立地进行着工业化，而不是接受市辖区转移过来的工业，要么是市辖区的工业已经向郊区和县区转移，但市辖区服务业增加值上升缓慢，阻碍了这个比率的变化。目前对此给出一个明确的结论为时过早，这个动态的变化过程还需要更多的信息和数据才能进行比较准确的分析。

   

       总之，上述辽宁城市化和工业化的特征反映出，越是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如市辖区），人口、资源的集聚程度越高，经济密度也越高。2009年，市辖区的经济密度是郊区的8.5倍，县区的50倍。全省固定资产投资的63%集中在市辖区和郊区，GDP的56%是由市辖区和郊区创造的，而市辖区和郊区的土地面积却不到全省的11%。辽宁的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已经成为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经济活动的这种空间变化，是制定合理政策的依据和基础。

  

        从政府实施公共政策的角度看，顺应市场力量的驱动，消除人口和资源流动的障碍，促进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将市辖区、郊区和县区纳入整体城市化与工业化的发展框架，应当成为辽宁制定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政策的基本原则。按照这个基本原则，政策重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实行没有城乡空间差别的公共政策。包括在城乡逐步实行统一的人口户籍管理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教育、医疗和卫生等社会福利制度。近些年，辽宁在县区实行真正的义务教育、改善农村医疗条件，土地流转制度的改革等，都是遵循着城乡统一的政策框架，今后的工作是总结经验，完善公共政策框架体系。实行没有城乡空间概念的公共政策，目的是打破城乡割据，促进人口和其他资源自由流动。这个公共政策体系不仅促进县区人口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也会为市辖区和郊区的工业向县区转移提供良好的发展环境，从而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促进县区的工业化。

  

        第二，建立连接城乡的基础设施，包括公路和信息通信设备等。良好的连接城乡的公路网可以有效地降低农村发展工业所需投入要素的价格，降低投入成本。而良好的通信设备有助于农村利用现代金融体系提供的服务，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从而便利农村工业发展对融资的需求。近些年，辽宁在市辖区和郊区的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为推进城市化和工业化的深入发展建立了较好的基础，下一阶段应当将重点放在连接市辖区、郊区和县区之间的公路网、通讯网和金融服务网上面。

    

        第三，对极为落后并且缺乏工业基础的县区，建立有针对性的地区政策，促进农村发展专业化的工业。包括对极为落后的县区发展工业采取投资补贴、退税、以及出口加工区的特殊管理规则等有针对性的政策。近些年，辽宁为了解决市辖区和郊区与县区之间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采取了发展县域经济的政策，这也是为什么县区的人均固定资产投资仅次于市辖区的原因之一。但是，由于人口密度和经济密度在市辖区和郊区要高于县区，因此，普遍的和大规模的在县区进行投资，并不会产生高效率和高产出。今后的县区投资应当采取针对性的政策，将扶弱救贫作为重点，其他追求盈利的投资选择交由市场力量决定。

在辽宁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显示出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的背景下，上述政策原则和政策重点将市辖区和郊区的城市化与县区的工业化统一起来，将人口、资源和经济活动向市辖区和郊区集中视为市场力量驱动城市化和工业化过程的自然结果。政策重点不再将提高县区农民收入作为优先选择，而是将缩小市辖区、郊区和县区人均收入差距建立在政府实施促进人口和资源向市辖区和郊区流动的无城乡空间差别的公共政策基础上。这样，就将市场力量驱动人口和资本向城市的集中与政府协调城乡之间差距的政策统一起来，在这个政策体系中促进辽宁的城市化与工业化健康发展。

  

【参考文献】

1、Kam Wing Chan,Vernon Henderson 和Kai Yuen Tsui：《中国经济发展的空间因素》，载于勃兰特和罗斯基主编《伟大的中国经济转型》，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

2、世界银行：《2009年世界发展报告：重塑世界经济地理》，清华大学出版社，2009年。

3、陶浪平：《发达国家农村工业化与城市化发展考察与启示》，载于《农业经济》1999年12期。

4、洪荣民：《英国的农村工业化》，载于《世界农业》1992年03期。

5、王慧：《日本农村工业化及对我国的启示》，载于《农业经济》2001年07期。

6、李成贵：《中国农村工业化理论研究评述》，载于《中国农村观察》2006年06期。

 

本文发表于《辽宁经济》2011年第3期